1929年，凤先生应张乃燕之约，以宋人词意为主，画了八幅仕女画。这八幅仕女与四年前画的人物相比，又凸显了这样几个特色：一、手法上全用工笔线描，较之以前的半工半写，显得更加细腻、规整；二、人物动态或立或坐或卧，或俯或仰或远眺，眉眼之间神情逼真，一扫明人以后仕女画“病态美”的弊病，人物更加清丽而秀媚；三、受民国时尚的影响，画中人物把当时流行的衣饰、色彩、发式等借鉴了过来，更具时代气息；四、敷色淡雅而清新，虽是线描平涂，但是由于讲究层次和明暗，人物的衣饰、裙裾等更具立体感。

1933年，凤先生将这次给张乃燕画的八幅仕女画交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并把黄宾虹的题跋放在了画册的后面。收藏者张乃燕为画册写了前言：“先生每奋臂纵笔，顷刻尽寻丈纸，横绝、冷艳。不谓先生亦具儿女情，如是温柔蕴藉，亦作女儿态，如是闲雅且都也。是知凡昵之类不能仿，唯物为然。先生恶誉人，亦恶人誉之，则余又何敢赞一辞！”意思是：凤先生平时作画很快，顷刻之间就可以画出一张很大的画来，画上的人物或仕女妙趣横生，冷艳绝伦。因为凤先生有着真挚的儿女情怀，所以画出的仕女也便蕴含着深深的温情，既美丽，又典雅。他把自己的情感融进画中人物的做法，是别人模仿不来的。他画出的人物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凤先生平时不太喜欢轻易赞扬别人，也不喜欢别人轻易赞扬他。而我，又怎么好随便赞扬凤先生呢？张乃燕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前言，是因为他对凤先生很了解。这里有必要说一说他和凤先生的关系。

张乃燕，1894年生于浙江吴兴，字君谋，号芸庐。他早年曾在欧洲各国留学，学的是化学专业，回国后在大学任化学教授。辛亥革命胜利那一年他参加了国民党。后来应孙中山先生之聘，出任广州大本营的参议。1927年4月，他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这时候，国民政府准备把江苏的九所大学（东南大学、江苏医科大学等）合并成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一中大在广州，二中大在武汉，三中大在杭州），隶属中央政府。张乃燕开始了相关的筹备工作，他聘请了27位专家学者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吕凤子当时正在东南大学教书，是张乃燕聘请的27位专家学者之一。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成立时，国民政府任命时年33岁的张乃燕为首任校长，张乃燕聘请吕凤子为学校国画组首席教授，同时，吕凤子被当时的最高学术机构大学研究院（院长为蔡元培）聘请为画学研究员。张乃燕在和吕凤子的接触中，对吕凤子的学养、画艺逐渐有了了解。不过，凤先生给张乃燕画这八张仕女画的时候，张乃燕任驻比利时全权公使，已经离开了南京。

凤先生为张乃燕画的这八幅仕女画，既借鉴了西洋绘画的技法，又承袭了中国画的传统风格，应该看作是他上世纪３０年代仕女画的高峰。凤先生的学生、著名的台湾画家姚梦谷曾经说：“他（吕凤子）在白描方面的功力，民国以来无人能及。敷色的匀雅，也是一绝。”我们再细细品味这八幅画作，看看画面上严谨的人物造型、细致流畅的线描、简洁至极的构图、疏淡清雅的敷色，的确会感到这是民国以来少有的佳构。

这里应该提及的是，东晋顾恺之的“春蚕吐丝”笔法与阎立本、张萱、周昉、李龙眠的重色敷染技法等，都曾深深影响过吕凤子，特别是看了宋代画家石恪、梁楷的画作后，吕凤子眼界大开，深受启发，他决心一改自己旧有的套路。他认为，擅画佛道人物的石恪，能把强劲飞动的笔势和奔放潇洒的泼墨融为一体，画作浓淡相宜，人物形神兼备；而梁楷的画作，则是以减笔见长，墨色酣畅淋漓，豪放恣肆，旁若无人。凤先生在把这些使他心醉的艺术借鉴过来的同时，又研究了高古朴拙的汉画像石，研究了小篆和金文的纵横变化，再结合实践中所见所闻，创作出了这些精妙典雅的仕女佳作。凤先生这八幅仕女画取材于范仲淹的《御街行》、李清照的《声声慢》、辛弃疾的《祝英台近》、王沂孙的《高阳台》、李彭老的《四字令》等。看了这些画作，人们既有亲临其境之感，又加深了对词作中人物命运的理解。

画册后面黄宾虹的题跋，对凤先生的画给予了高度评价：“……笔力圆劲，墨光蓊郁，能得古人六法兼备之旨。余喜读古画，观于斯作，不胜钦佩。即题数语归之……”黄宾虹看过许多古画，再看吕凤子的画，觉得他“能得古人六法兼备之旨”，便有了“不胜钦佩”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