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朴与敏捷的统一

——赵望进印象记

    我与赵望进的金石翰墨之交已近20年。这20年，是书法艺术在中国一代中兴的时期，也正是望进先生事业长足发展、艺术硕果累累的时期。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2年郑州与太原两市在太原举办“太原、郑州书法篆刻联展”开幕时。第二年，他率太原市书法代表团赴郑州，我们再次相会。当时，他还在太原日报社担任文艺部主任及太原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山西人特有的那种厚朴与稳健，继而在接触中又感到了他思维非常敏捷，思路很开阔。他言语不多，但表达准确，谈吐自然，声音洪亮而铿锵有节。厚朴与敏捷这一对矛盾从这两个方面共同塑造了他的个性。我搞篆刻，当时他也搞篆刻，所以彼此有共同语言。他的篆刻属北方人的路子，基本上没有受到明清流派篆刻的影响，在形式上直接出于汉印，用刀似受齐白石一派冲刀影响，但变“齐派”之爽利为厚重。后来一些年，或许由于他相继担任了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副主席等职务，工作担子越来越重，使他难以静下心来去投入方寸石上的“雕虫小技”，因而很少见到他有篆刻新作拿出来。一些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望进先生长于篆刻，但其书名却日渐远播，人们都知道书法家赵望进，而不知印人赵望进了。近些年，他虽然动手刻印不多，但在他的书法中，尤其是隶书中所表现的金石气息，当与其篆刻基础分不开。

    其书法，俨然是北派风格，如其人之厚朴稳健而非南派之“江左流美”。其主要书体在于隶书与行草两种，也常作榜书或篆书等。其隶书，从《曹全碑》、《石门颂》入手，广泛吸收了汉隶的特色，又着重于邓石如一派，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前人评邓石如书“如铜墙铁壁，而虚和遒丽非其所能”。赵望进之隶书也以雄健胜而不涉绮丽，并且字愈大气愈盛，常常有数米巨幅之作，气势磅礴。其草书，似受傅青主影响较多，笔势圆转流畅，有惊蛇出草之妙，求痛快淋漓而不拘泥于笔法细节之精微。

    对于望进先生，能传其性情者，一为其书，二为其诗。他的诗自然质直又天真烂漫，无腐儒气，无雕凿痕，一如元白诗风，可会可解，可亲可近。他喜欢汉俳形式的诗，所写的汉俳形式自由、语言洒脱中寓含深意。如他为篆刻家所写“铁笔铸匠心，掌印岂是有权人，一刻值千金”，他在元宵夜所写“七彩缀高楼，击鼓踏歌夜风流，春闹人心头”，他为饮茶所写“玉壶盛三江，龙井一杯洗俗肠，人走茶不凉·，这几首汉俳前两句是自然的写景叙事，最后一句五言则为表现哲理的抒怀写意，是画龙点睛之笔。

    赵望进的书画篆刻艺术以及诗歌创作，有一种一以贯之的艺性，我们或可从四个方面去认识。其一，是专业高度与社会广度之间的统一性。他数十年工作在宣传文艺战线，作为组织者、领导者的同时，也是一位研究者、实践者，他在三晋诸多文艺门类中具有影响力，是名副其实的文艺专家。但他是从基层逐渐走向了高层次，以生活为基础去占领艺术的制高点。他的书画诗文，表现出专业高度，同时又具有明显的东方艺术、民族艺术的属性，具有群众接受的广度。他从来不把自己封闭在象牙之塔中孤芳自赏，而是使自己的艺术在社会人群中产生价值。高雅与通俗相通、审美与实用结合、专业与社会并重当是其追求。其二，是力求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赵望进的书画诗文创作，绝不是在玩弄形式，惟形式是目的，而是崇尚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艺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与审美功能、娱乐功能并重，寓教于乐，寓思想内容于艺术形式。他的画，多以竹、梅、荷、兰为题材。这些题材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寓有崇高的精神意义。他的诗，语言朴素而寓意深远，善于把景引向情，把意引向理，把浅白引向深刻，将自然升华为精神。他的书法，多写一些积极向上的诗文、警句和楹联，笔墨的雄健与文字内容的明朗健康统一谐调，共同完成他理想中的那种阳刚大度的艺术境界。他作诗从不无病呻吟，作书画从不做笔墨游戏。其三，追求古典之美与时代精神的统—性。他的诗，常是传统形式，而其语言特征、思想情感表现、理想境界追求却是当代人的。他的书法植根于传统的古典基础之中，隶书表现着汉隶的平实自然，行草书也谨守古人草法而不去任笔为体，但笔墨表现却具有很大的自由感，具有表现力，展示着当代人的风采与精神，古典基础与现代的表现手法统一于其腕底毫端。其四，追求人格力量对艺术品位的渗透。书如其人、诗如其人，在望进先生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人性厚朴而思敏捷，其书笔雄健而意流畅；其人端正恭谨，其书也是正大气象，不以奇巧炫世，不以粉黛媚人。他在笔墨中展示着一个原本的自我，使人的个性气质与作品的风格形式，人的品质修养与作品的境界，也就是真、善、美达到了和合统一。他无意去塑造自己的艺术个性，而个性自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