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的公、私刻帖率多以真迹墨本上石，避免了辗转翻刻以致失真的弊病。但南宋还有一部极具价值的刻帖——《宝晋斋法帖》，其中许多重要的作品皆出于翻刻。那么，它的独到之处究竟在哪里呢？

《宝晋斋法帖》的摹刻者是曹之格。他是曹彦约之孙，属《法帖谱系》的作者、南宋大收藏家曹士冕以及在此帖中留下手泽的曹士兖的子侄辈，可谓家学渊源。

众所周知，宋徽宗初，米芾得晋代王、谢诸家墨迹，遂名其斋曰“宝晋”。崇宁三年（1104），米芾守无为军，以这批墨迹上石，复匾其官舍曰“宝晋”，足见他对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的推崇和珍爱。宝祐二年（1254），曹之格通判无为军，见到米芾所刻王、谢帖残石，油然而生踵武前贤的热情，遂有《宝晋斋法帖》之创。关于这段因缘，他在帖末的跋文中做了如下说明：“《淳化》祖帖延蔓演迤，为《庆历》，为《大观》，为《绍兴》，为《淳熙》，为《绛》，为《潭》，为《鼎》，为《澧》，为《蜀》，为《利》，为《彭》，为《资》，为《黔江》，为《临江》，为《三山》，为《武冈》，皆官本也。其私塾之称于时者又数十家，虽断烂中出数行字，好事者亦不惜千金争持去，足以见本朝文雅之盛。‘白虹射米家舡’，前辈侈南宫图书之富。濡须所遗爱，郡有宝晋斋，元章自书扁，宜古刻充牣其中。搜遗抉芳，独谢太保、王右军两帖石角剥鳞裂，丽暗壁间，漫不可摸索。及观前守葛祐之之跋，谓得火前善本重刻，则知火前亦仅三帖。旧石之不存者，惟王大令一帖耳。宝晋有斋，实不称名。吾家诸父留意书学，蓄晋帖颇多，亦或间有真迹。因裒遴奇俊者□□□，以米书终之，远募工，航石于五老下而刻焉。非曰继米公之风流，庶几补宝晋之遗缺。”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照录此文，是因为这段跋语平实而明了地表达了摹刻此帖的初衷，虽然个别文字可能存在摹刻的讹夺，颇费猜测，但总体意思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曹之格看到米氏宝晋斋刻帖的残破，感到无比痛心，遂决意补苴罅漏，以传晋人之真，以副“宝晋”之实。鉴于《阁帖》本身伪迹近半，而辗转翻刻又造成真迹不断失真和伪迹屡屡羼入，因此他避开了已经俗滥的《阁帖》体系，发挥家学的优势，以累代所藏晋人真迹补充其中，并采择当时权威刻帖如《星凤楼帖》、薛绍彭《清　堂帖》、单炜襄阳刻石以及张棱《汉东全庆堂帖》等，翻刻精良，不类一般俗工。且上述诸帖今多久佚，幸赖《宝晋斋法帖》得以窥豹，可见《宝晋斋法帖》在帖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今上海图书馆藏宋拓《宝晋斋法帖》十卷为孤本，其内容除谢安《八月五日帖》外，大半为右军书，第六、第七两卷为大令书，第八卷为王氏诸子书，可谓右军一门的法书大全。耐人寻味的是，曹氏在《宝晋斋法帖》的最后两卷摹刻了米芾的法书，其中相当多的是米氏临摹“二王”书，这无疑说明在曹氏的心目中，米芾为晋人正传，通过这样的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了解宋以来对晋人书法的承传关系。

此外，《宝晋斋法帖》所摹刻的书迹有着不同的底本来源。其中许多作品，面目与今传石本或墨本有明显的差异。由此猜想，曹氏摹刻此帖的指导思想必是在保真的前提下尽量求全，庶免流失。前人以为，晋人法书至唐已鲜真迹，此后传本多为唐人所摹。《宝晋斋法帖》所表现出的此种现象，正好印证了这一理念。它说明在至晚曹氏的时代，晋人法书还存在若干不同的摹本，这对于书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附图均选自《宝晋斋法帖》，左者为王献之《乞假帖》刻本局部，右者为王羲之《道护帖》刻本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