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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文华 日期:2014-12-08 15: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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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书法

□李林琦
  以书法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时代的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出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造就和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先贤及传奇作品,在中华文化宝库中大放异彩,灿烂辉煌。笔者拟从文化与书法的角度上谈谈对两者关系的些许理解。
  一、何为文化
  我们生活在文化氛围异常浓厚的环境之中,喝茶有茶文化,喝酒有酒文化,吃饭有餐饮文化;生下来就有家庭文化,上学有校园文化;工人有企业文化,农民有村落文化;生活在城市的人有都市文化,休闲在广场的人有广场文化,现在连欢度春节都叫年文化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又新兴起网络文化、科技文化、旅游文化等。文化仿佛一个万花筒,包罗万象,无处不有处处有,无处不在处处在,不时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生产方式,人们的行为亦不由自主地受其支配。
  由此看来,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为人服务的,它的目的是人,其价值在人,应服从和满足人的需要、维护人的利益。文化的核心是人,本质是规范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行为方式、活动方式,它是人们生产、生活积淀而形成的,对人起潜意默化的作用,是“内化于人的活动之中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活动方式、发展方式”。所以有人认为“文化就是人化”“人是文化的主体,是文化系统运转的中心”。
  二、书法文化
  书法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早期是为人们书面交流信息、文献记载服务。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书法失去了昔日的辉煌,书法作品作为艺术品供人们欣赏。不管怎样,书法作品是人创造的、服务于人的,其价值是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而存在和发展的,它的核心是人。所以我们说书法活动是一种文化活动,书法有文化的属性,书法文化是客观存在的。
  下面笔者从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上进一步分析书法文化客观存在的必然性。
  1.文化的物质层面
  书法人常用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这些传统的书写工具和材料都是以物质的形态而客观存在的。不管是狼毫、羊毫、兔毫制作的笔还是墨和砚台,其原材料都来自于自然界的客观物质,经过人们按照一定的制作工序加工而成为另一种物质形态,其本质仍然属于物质。再者,书法艺术作品是书者运用笔墨语言而形成的客观存在的事物,是以物质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所以书法具有文化的物质属性。
  2.文化的制度层面
  古人云:“凡学书者,先学执笔。”书写毛笔字,拿笔有执笔的方法,用笔有运笔的法则。孙过庭在《书谱》中曰:“执、使、转用之由,以祛未悟,执谓深浅长短之类是也,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环盘纤之类是也;用谓点画向背之类是也。方复会其数法,归于一途,编列众工,错综群妙,举前人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孙过庭正是从书法技术的角度揭示阐述了运笔的规则,是从文化制度层面上分析、归纳书法的技术法则。
  古之先贤从书法实践活动中归纳总结出的,不管是“永字八法”中的“侧、勒、驽、策、掠”,还是“运笔十三法”中的“顿、提、挫、折、抢”等运笔方法,都是书法技巧的具体、形象的法规阐述。
  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夫运用之方,虽由己出,规模所设,信属目前。”书者如何用笔、营造什么效果,虽然是书者自己的意向,但创作的作品是什么效果,却要看临场的即时发挥,“差之一毫,失之千里”。由此可见,书法法度之森严,稍有不周即败笔显露,创作的作品大打折扣。孙过庭所说的“规矩”即是从书法技巧、书法法度、书者心理素质等书法文化制度层面上揭示阐述书法法则。
  3.文化的精神层面
  孙过庭在《书谱》中对书法作品墨迹的运动轨迹所营造的精神力量给予了生动、鲜活、形象、具体的描述:“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达其性情,形其哀乐”“波澜之际,已浚发于灵台”“象八音之迭起,感会无方”,清晰明确地阐述了笔毫的运动轨迹,书法的笔墨语言能够像音乐的旋律那样将人复杂的心理感受、思想倾向表达出来,让人有无穷的遐想空间。如品读颜真卿的《多宝塔》,笔画中清劲丰肥,结体端正健美、庄重正大,笔致圆转深厚、气势磅礴、质朴豪迈,充分体现了大唐帝国盛世时期博大雄伟的大国气象和唐人以肥腴、丰满为美的审美理念。
  书法这种独特的笔墨语言是通过点画结体造字、连字成篇营造的形象来表情达意,书法作品的思想倾向、审美理念、情感抒发是通过点画造型来形象表现的,当读者在把握具体可感知的形象时,不知不觉地就会受到作品思想情感的影响。优秀的书法艺术作品有着生动、鲜明的形象营造,笔墨的轨迹在跳动,能够充分调动读者的视觉、听觉和触觉,从精神上给人以感动,从思想上给人以启迪,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书法艺术的魅力正是书法文化的精神力量之所在。
  三、书法人首先是文化人,要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
  通过以上从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层面的分析,可以认为书法文化的命题是成立的。书法文化存在于书法活动的始终,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书法的创作。
  书法人首先应是一个文化人,这是由书法本身固有的发展规律决定的,是由书法艺术特有的笔墨语言艺术规定的,书法艺术其实就是笔墨的语言艺术。世界上各种艺术都有其独特的表现工具,如绘画的表现工具是色彩,音乐的表现工具是声音,文学艺术的表现工具是文字,而书法艺术的表现工具则是笔墨轨迹。这种笔墨轨迹亦称为笔墨语言,所以我们说书法艺术其实就是笔墨语言艺术,书者的情感要素就依靠笔墨点线轨迹营造的语言艺术来传递。这就是孙过庭所说的“形其哀乐”,所以书法创作过程中主要依赖于书者的形象思维,却也渗透着抽象思维,不管是何种思维方式都以文化为底蕴、知识为基础、生活阅历为积淀,书者的学识、阅历、性格、笔墨技能、思想情感都会瞬间碰撞进而形成思维方式,所以说,书法人首先应是文化人。
  如朱熹首先是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理学家,其次才是“善行书、榜书”的一代书法大家;苏轼更是才华横溢,诗词创作达到了“苏辛词章壮古今”,开一代豪放派词风,散文名列“唐宋散文八大家”,誉满古今,绘画、书法皆能。再看近代的书法家郭沫若,他首先是政治家,而作为文学家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泽东作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献;作为剧作家创作的《屈原》在抗战时期轰动全国;作为诗人书写的诗篇《凤凰涅槃》被文学界称为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作。而同时,他在历史、古文字、金石等领域都颇有建树,在文化艺术方面他的确是个“五项全能”。所以我们说书法人首先应是个文化人。要想使书法作品“潇洒流落、翰逸神飞”,书者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在欣赏先贤书法作品时与古人产生强烈的心理共鸣。在创作书法作品时飞来“灵感”的光顾,有时还会产生“神来之笔”。正如法捷耶夫所说:“知识对任何工作都有帮助,但是对艺术家来说,全面的教育和渊博的知识更是必要。”古今书法大师都有非常渊博的知识储备,对于一个书法艺术家来讲所需要知识范围广阔、内容丰富,深厚的文学、历史、哲学知识必不可少,对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知识也要有广泛的了解。
  四、文化的繁荣发展必然引发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
  众所周知,唐代是书法发展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书法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经济是基础”,唐代极盛时期势力所及的范围,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南至印度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城市空前繁荣,经济发展水平世之少见,唐代长安城规模之大,为当时世界级大都市。商业区聚居着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商,除长安城外洛阳、扬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华富庶。
  国家的强盛、经济的繁荣使文化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是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而李白和杜甫的成就更达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涌现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大批散文巨匠,创作出许多传记、游记、寓言,杂说等新型散文。儒家的仁政思想,道家蔑视礼法,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再加上佛教思想传播异常迅速,各种思想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相互包容,相互影响,促进了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唐代各种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大大地推动了书法的繁荣与发展。书法艺术出现了自晋代以来空前繁荣的历史发展时期,唐代书法家林立,知名书法家达三四十人,超过历史任何一个时期,其中楷书达到高度成熟的鼎盛时期,至今无人超越。时代造就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为代表的楷书大家,其中以颜真卿的书法成就最高,他是继“二王”后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唐代的君主很重视书法,太宗、玄宗也都是书法家,特别是太宗李世民倡导书学,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以书法取士。这一制度对唐代的书法繁荣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李世民尚学“二王”书体,而英俊雄迈之气超过“二王”,他首创以行书入碑为一时之绝。
  书法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必然带来书法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书法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必然要和中华民族文化大系统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只有将书法文化纳入中华民族文化发生的浪潮之中,才能显示出书法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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