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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的写意—上官爵文

作者:上官爵文 日期:2017-02-14 16:3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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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扬人物画赏析

      近读范扬画集,不禁为好友感到兴奋。这本集子精选了范扬近几年所创作的一系列人物画精品,多为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之作,笔墨技巧、形象塑造和艺术境界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此显示出他较为敏锐的艺术悟性、扎实的绘画功底以及对中国人物画写意艺术规律的娴熟掌握。可喜可贺!

      从美术史上看,中国画历来讲求内蕴之美,崇尚技进乎道、象臻乎理的闳约深美的内涵。范扬对此深知肚明,从艺多年来一直务求学养的充实,以笔耕不辍、勤奋忘我的艺术实践使自己的艺术表现力大有提升,把文化精神和美学要义的承载作为自己创作的审美标杆,去努力建构自己的既不乏传统艺术精神而又饱含时代人文精神的新人物画。事实上,他画集中的这批佳作已表明他取得了比较可观的阶段性艺术成果。细读之,这些佳作具有多种艺术美的素质,有文人画的笔情墨趣,有新水墨画的试验探索;借鉴了些许装饰艺术的图案美的静态表达,融会了花鸟画的审美意象;适度汲取了特殊技法的水墨肌理效果,亦不乏山水画层次推远、气势展现之化用;有工笔画的写实造型,更有写意艺术的精妙施展------一言以蔽之,范扬的这些画作并不是生活中自然美的简单复制,而是经过艺术处理、过滤、提炼、加工后的艺术结晶,融合了形式美、技艺美、生活美,是艺术与文化精神的一种体悟。

      范扬的人物画已然从技法层面上升到精神、思想层面。分析其艺术的内蕴之美,笔者认为它包含着两个方面,即诗意性和载道性。

在勤苦作画之余,范扬善于以文字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心得体会,有的系统化,力求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每次外出采风,他都要认真地完成写生日记而乐此不疲,其中总有着以诗性点化的真知灼见。尤为难得的是,他长于将自己对于绘画的尝试、探索之所得撰成学术论文。《论中国工笔画的写意性》就是他的一篇钩沉典史、谈艺论道的好论文。文中,范扬写到:“中国画艺术语言是在中国美学、哲学、伦理学及其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儒家提倡的‘中和之美’和道家主张的‘返璞归真’,阐述的是由‘艺’进乎其道,构成了中国画发展的理论基础。从南齐谢赫‘六法论’与构图------到明朝唐志契、清代石涛的论构图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绘画理论体系,他们都是围绕着‘意境’而着眼,从全像看一点,又从一点回到全局,始终贯穿着‘气韵’的内在核心。”这一论断,被范扬一以贯之地奉行于自己的创作中,使其画在写意的轨道上自由运行,循序渐进,以渐趋个性化的笔墨图式,负载着可贵的精神内核,扬发着诗性的生动气韵。

     “笔墨当随时代”是每个时代对艺术创作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艺术创作体现其时代价值的重要途径。范扬深知人物画与社会现实之间天然性的关联,他觉得人物画反映现实固然好,但又认为其抒情寓意的性能也不应当因“与时俱进”而弱化。为此,范扬一方面力图以人物画为载体来表达当代人有别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更注重人物画的诗性表达和诗性价值的扬发。他发现人物画是表现人的,文学即是人学,人物画要研究人、表现人,表现人的精神内涵,所以人物画离不开文学,与之相反,强调纯艺术、纯形式,对人物画来说是行不通的。而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于是,善于吸收画外营养的他,将研究思索的触角伸及诗歌艺术领域,溯源诗词传统,含英咀华。范扬自由酷爱诗词,时常吟诵,并悉心感会诗经问世以来三千年来中国诗歌传统的流风绪韵。而尤其令他受益的是,范扬鉴于“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之理,将绘画与诗歌之间的内在融通性认真地进行了比较研究,使之在以诗入画方面取得了成功。这,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范扬巧妙借鉴了诗词艺术的意境营造方式,竭力追求文气典雅的笔墨诗境。如其代表作《逢春》:遵循客观事物的时空规则和内在联系,连缀、组合意象群,构建完整优美的意境。画面中,尽是十分寻常的物象:一位老汉席地而坐,听着收音机,休闲自得,背后倚着一棵老而弥壮、高耸如云的大树,小鸟飞鸣在树梢;大树旁边还有一座石磨。但由于作者是以诗境为旨归,经过对意象群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艺术组合之后,便使画作充溢着盎然的诗情画意。当代一位诗人曾为此图题诗:“逢春院落不寂寥,古木新枝鸟鸣梢。一种诗思图画里,香茶老汉兴尤高。”这,正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神思”篇所说:“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

其二,借用花鸟的抒情寓意功能,将花鸟画与人物画结合起来进行创作。具体而言,由于范扬不但擅长人物画,其花鸟画也画得颇有造诣。怀着一颗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之心,通过对自然环境中生灵的关注与高超的艺术表现,他曾创作过一些栩栩如生的花鸟佳作。而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从性质和功能上看,花鸟画的诗性抒情意味是各类画科中最强的,所以历代优秀的花鸟画家通过对动植物及其环境的整体描绘,营造了一种清新美丽的自然与艺术之境,呈现出鲜活的生命多样之美。有识于此,为增强其人物画的诗情意味,范扬往往将人物意象置于某种花鸟画的某种情境之下或整体氛围之中,创作时不仅仅满足于对真实之镜的再现,更加注重意境的营造,使观者感悟、重新发现同处于自然环境下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诗意,耐人寻味,给人启迪。

其三,效法诗词艺术的语言锤炼方式,提纯自己的笔墨语言,形成生动、典雅、宁静、祥和、含蓄、隽永的绘画格调。范扬熟谙中国画史画论,能够从理论的高度把握中国写意画的精髓——诗性和意境,他的人物画创作又从实践的角度继承了表现诗性、意境的传统。正像著名评论家王镛先生指出的:“中国文人画的诗意,诸如“雅”、“韵”、“恬静”、“悠远”、“深邃”之类的审美范畴,可以跨越时代,传诸久远。但古人的诗意毕竟带有古人的印记和时代的局限,绘画的诗意也会随着不同时代审美趣味的演变而发生变异。”有鉴于此,范扬的人物画便在秉承这种传统诗性的同时,尽可能地脱离传统文人画荒寒、冷逸、孤寂、寥落甚至悲苦的意境,转而追求新时代质朴、热烈、刚健、雄奇的诗意。从其《都市靓影》系列、《高山春在》、《东方神》、《甘南印象》等精品来看,范扬是以其对于时代和生活的热爱之情,描写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各种人物形象,或高贵典雅,或清新祥和,或热诚乐观,或意气风发,或浑厚有力,或昂扬抖擞----从立意、构图到笔墨、色彩诸方面,无不体现出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趣味的诗意。即便是塑造古典人物的作品,在古典浪漫的思绪、氛围之中,也透溢出一种难能可贵的蓬勃向上的现代美感和新时代的诗性升华。如其《羲之爱鹅图》:以写形更写神、借物写心的娴熟精炼的写意笔墨,巧妙夸大鹅的形象,有效刻画出王羲之专注望鹅、似与发呆的“爱鹅”之神情,很容易让人想起关于这个典故的唐诗:“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同时,这幅画亦显现出“天人合一”境界的艺术美学品格,引发观者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主题的现代性思考。

其四,从外在形式的意义上,范扬注重以诗入画,往往自作含蓄凝练、生动隽永的诗句题跋于画幅,与画面意境搭配得当,互为表里,圆融一体。这就使其画面增加了新颖的诗意的联想。

不论何种题材,中国画都要求具有写意性。范扬的人物画创作大都从生活感受出发,水墨语言的写意性成就了其人物画的意象造型,把对象的观感以超然形似的笔墨表现出来,以诗入画,造境如诗,气韵不绝如缕,绘文雅之士则雅矣,画劳动者亦何尝不雅。因而,其画诗情画意浓郁,可谓诗性的写意,诗性的升华。假以时日,我们可断言:富有创作实力而谦逊进取的范扬,在艺术上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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